翻开浩如烟海的史籍，历朝历代都在宁武这块古老土地上留有或多或少的踪迹却又若隐若现，这里曾发生诸多关涉江山社稷的重大事件却又扑朔迷离。在重峦迭嶂般的历史迷雾后面，究竟湮没藏匿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实情和故事？又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悬疑和秘密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去品读？

分水岭位于宁武中部，顾名思义，是因“分水”而得名——岭之西南方向为汾河流域，东北方向为恢河流域。换句话说，汾河和恢河都发源于这里。人所共知，汾河是山西的母亲亲河，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歌声多少年来一直在全国传唱，我们就不再细说。至于恢河，即便是在忻州市，知道的人恐怕也很少。但它却是另一条著名河流桑干河的源头——它出宁武，入朔州，便换了个名儿，叫桑干河。桑干河横贯晋北、冀北，之后并入永定河，最后入官厅水库，所以恢河同时也是永定河的源头之一。

经文物部门几次普查，截至目前在宁武境内已发现阳方口、杏树滩遗址、杨庄、前石湖村等多处旧石器中晚期古文化遗址和石家庄、暖水湾等多处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其中既有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有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还有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铜文化遗址，证明从30万年前开始，宁武境内便一直有原始人群生活繁衍。特别是地处汾河岸畔高地上的石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特征非常突出，表明当时这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农业文明亦已出现。

我们不妨再引点“旁证”。在同为忻州市所辖、同处吕梁山区、与宁武县相距不过百里的保德县，曾经有过两大考古发现。一是“保德红土”。该县境内的新第三纪“红色粘土”相当发育，距今万年。红土中含有丰富的以三趾马为主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二十多种，形成一个罕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因而于年被国际地质学界命名为“保德红土”，保德全境也因此成为山西全省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二是“保德铜贝”。年冬，该县林遮峪公社林遮峪大队的农民在修造大寨田时，出土铜贝枚，海贝枚，还有礼器、兵器、车马器等35件。经专家鉴定，文物属夏商时代，极为珍贵。尤其是铜贝，铸于商代晚期，约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被认定为中国铸币之滥觞，故被命名为“保德铜贝”，证明早在商代这里的商贸活动就已十分活跃。由此我们便可想到，与保德一山相连的宁武整体状况应当不会有太大差别，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平。

撇开无可稽考的蛮荒时代不说，自民族和国家形成以来，究竟是什么人最先出现在宁武这块土地上？翻阅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典籍，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宁武府志》载：“宁武之地在上古时无所考，至殷末而北戎楼烦居之。周成王世略通中国，后绝不闻。”

依照《辞海》的解释，楼烦既是县名、郡名，又是关名、族名。一是县名。“（1）战国赵武灵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宁武附近。西晋永嘉中废。汉高帝七年（公元前年），高帝破韩王信，乘胜逐经至此。有盐官。（2）唐初为楼烦监牧地。龙纪元年（公元年）置县。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西南娄烦。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年）废入岚州。唐及北宋初期，曾为宪州治所。”二是郡名。“（1）隋大业四年（公元年）分雁门、离石两郡治置。治所在静乐（今县）。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忻县、静乐、岚县、五寨、岢岚、兴县、保德、河曲、偏关等地。唐武德四年（公元年）改为管州。（2）唐天宝元年（公元年）改岚州治。治所在宜芳（今岚县北）。辖境惟东部较隋郡为小，不包有今忻县地。乾元元年（公元年）复改岚州。”三是古关名。“在今山西宁武东北。隋大业三年（公元年），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庐帐，还入楼烦，即此。”四是古族名。“春秋末，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精骑射，从事畜牧。后活动于今陕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秦末被匈奴征服。移驻‘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年）为汉将卫青所破。”

这些解释，无论是古县、古郡，还是古关、古族，无一例外都与宁武有关。其中，对“古郡”的解释中之所以未出现“宁武”字样，是由于当时宁武属静乐。可见，在被赵武灵王破灭之前，宁武一直是楼烦这个以畜牧为主、精于骑射的北戎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金代诗人蔡可贤所作《楼烦》诗曾对楼烦部族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作过描绘。

此外，《晋乘蒐略》卷三十二还有这样的记载：“周王会（绘）图有楼烦国。”《山西通志》亦有“宁武古楼烦国”字样。这就在《辞海》所说的县、郡、关、族之外又多了一个“国”！想来，这样的记载绝非凭空想象或主观猜测。从殷商末期到赵武灵王时代，前前后后七、八百年，一个长期活动并定居于一个相对固定区域的部族，在此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他们如果不建国，反倒有点不可思议。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当年，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曾长期活动并定居于宁武一带，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楼烦国”；正是由于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楼烦国”，“楼烦”二字才得以在后世沿袭，才有后来的楼烦县、楼烦郡、楼烦关，也才有“楼烦重镇”的牌匾。

那么，这个楼烦国的“国都”又在哪里呢？综合方方面面的历史记载，或许就在宁武境内。近年来，人们在宁武天池东北滨发现一处神秘的古城遗址。遗址占地3平方公里，遗址上陶片、瓦砾、瓦当极多。当地农民犁耧下种时，不得不把这些瓦砾捡出来，堆积于地埂上。经多批考古专家现场考察，认为这些瓦砾中战国、秦、两汉、南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等各代遗物均有，原占地面积比今遗址还要大出好几倍，所以一致认定这里不仅是一处人类世世代代聚居之地，而且可以确定为是一座古城遗址。于是，有的专家便怀疑这里便是古楼烦国国都，但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古楼烦郡或古楼烦县治所。因双方均无有力证据，所以至今尚无定论，成为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

将楼烦部族逐出宁武一带的是赵武灵王。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忻州市所属东部几个县、市、区——忻府区（原忻县）、原平市、定襄县、五台县、代县、繁峙县，三国分晋之前便为晋国所辖，三国分晋之后则在赵国版图之内。据民间传言，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市府所在地忻府区，至今尚有程婴墓、公孙杵臼墓、七贤祠、七贤巷等有关古迹和街道名留存。定襄县亦有藏孤台、赵武沟、赵武道等村名、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在代县，则发生过赵襄子于夏屋山（今代县草垛山）诱杀代王并兴兵占领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的事件，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有明确记载。

“赵氏孤儿”

程婴墓

公孙杵臼墓

与东部几个县、市、区的情况不同，西部几县的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无论是三国分晋之前还是之后，大部为楼烦以及另一精于骑射的部族林胡所占据。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执政后，既不甘于固守祖宗留下的疆土，更不愿在枕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楼烦国存在（事实上，惯于逐水草而居、流动作战的楼烦部族一直在威胁着以农耕为主的赵国的边境安全），便于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他通过长期战争实践，意识到中原人的长袍肥袖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因此决定改穿西北方游牧或半游牧人民的服饰，并学习骑射。于是，他以举国动员的宏伟气势和前规模掀起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国力和军力迅速提高，成为威震诸候的一流军事强国，相继灭中山，破林胡，逐楼烦，并将其一直赶到阴山之外。应该说，“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从此古代战争形式便逐步由车战和步战为主的时代过渡到了骑战为主的时代，赵国则是这场变革的发祥地。

宁武一带一定是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的重要战场之一，已经盘踞数百年的楼烦部族也一定会凭藉上天赐与的地形地貌进行顽强的抵抗，只是未能抵抗得住改革后同样精于骑射、更为强大的赵国军队。从此，这里便划归赵国版图，开始融入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圈。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在此置楼烦县，如前所述，治所就在“今山西宁武附近”。“楼烦”二字便没有随着楼烦国和楼烦族的消失而消失，又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为人们所认可、沿用。同时，楼烦族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和消失，仅仅过了一百年，这里就又出现令人瞩目的一幕。

那是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后的汉高祖五年（公元前年），刚刚建国的汉王朝发生一件大事：“韩王信叛降匈奴，与寇汉边至太原。七年，绛侯周勃击韩王信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十年秋九月，信与陈狶合兵寇代、雁门，勃复败之于楼烦，定雁门十七县。”（《宁武府志·事考》）

这里说到的匈奴，早在战国时就已存在，主要在燕、秦、赵以北地区活动。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势力日益强盛，先后统治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并经常南下攻扰。汉王朝建立后，冒顿单于乘其立国不久，又一次兴兵南侵，战火很快就漫延到平城（今大同市）、雁门、楼烦一带。汉高祖便遣韩信驻守雁门、楼烦，阻止匈奴南犯。——此时，今宁武所属地域一部分属雁门郡楼烦县，一部分属太原郡汾阳县。但匈奴并未因此撤兵本土，反而大举进攻，包围了韩信。韩信无力抵抗（抑或是不敢抵抗、不愿抵抗），便“叛降匈奴”，并与匈奴合兵，击楼烦，攻雁门，直逼太原，严重威胁到汉高祖刘邦刚刚打下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只好于高祖七年（公元前年）率32万大军御驾亲征，以便夺回失去的领土，平定这场边界风波。因争夺的重点是平城，所以有史家称之为“平城之役”。

对于这次战役，《史记·高祖纪》中亦有记载，但韩王信叛降匈奴不是在高祖五年，而是在高祖七年：“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同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史记·韩王信卢绾传》中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明年（高祖六年）春，上……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泊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与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后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结果呢？汉军却被冒顿的四十万精兵强将围困在白登山上，长达七天七夜。后来，刘邦采纳了陈平的离间计——让冒顿之妻阏氏拉冒顿的后腿，冒顿“罢去”，刘邦才脱险生还。

从上面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虽然双方争夺的重点是平城和太原，但真正的战场是在平城与太原之间的楼烦、雁门一带。记载中屡次出现的马邑，今属朔州市，与宁武相距不过三、五十里，有雄关可据的宁武自然就成为双方激烈厮杀的战场，因而周勃才会“还攻楼烦三城”、“复败之（韩信）于楼烦”。而且，同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相比，平城之役显然更像一场战役。无论是冒顿单于还是汉高祖刘邦，也无论是韩信还是周勃，均非等闲之辈。整个战役，从战略的部署、计谋的运用，到作战的规模、激烈的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宁武这块土地也又一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

经过几年血雨腥风的厮杀，无论是匈奴还是汉王朝，似乎都已精疲力竭，都需休养生息。但战争的血雨腥风仅仅平息了五、六十年，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年），匈奴就又“入雁门至武泉，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后（元）二年（公元前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死之。”之后，尽管有汉武帝的进军漠北和人们啧啧称道的“昭君和亲”，匈奴势力渐衰，可和平的局面也只维持了五、六十年。“世祖（即光武帝刘秀）建武九年（公元33年），骠骑将军杜茂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于繁峙，芳将贾贤率胡骑万余救之。茂等战不利，引兵入楼烦城。”（《宁武府志》）这里所说的卢芳，本是今宁夏固原人，自称是汉武帝曾孙刘文伯。王莽执政末期，其联合羌、胡贵族起兵，后称上将军、西平王，被匈奴单于立为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底，在匈奴扶植下割据五原、朔方等五郡，都九原（今包头市西南）。上面所述战事，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楼烦又一次处在了抗击外侵的前哨和刀光剑影的战场。

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死

其间，今宁武所属地域的区划也屡有变动。先是一部分为崞县（今原平市）地，一部分为汾阳地；后来，又成为武州县（治所在今山西左云）属地；东汉末年，武州县废，匈奴人入居，直到西晋末年才又重设楼烦县。应该说，这时的匈奴人同二、三百年前的楼烦族一样，是宁武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可惜，包括《宁武府志》的编撰者在内，历代史家往往受“民族正统论”的影响，总是将汉族当作中国的主宰，而别的民族则是来与汉族争抢政权的侵略者。史藉中不时可见的“寇”字，不论是作为名词，还是作为动词，都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结果，我们在各种史藉中便几乎一点也看不到曾经是宁武历史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匈奴人的正面记载，只有在民间的世俗生活中，我们才偶尔能看到一些匈奴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同样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其实，在我们许多晋北人的血液中，很可能还不可避免地保存、流淌着匈奴人的遗传基因呢！

也是在这期间，匈奴亦开始分化。先是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北匈奴则留居漠北，并为东汉和南匈奴所击败西迁。再往后，南匈奴又分为五部，并于西晋时先后建立赵、夏、北凉等国。而就在北匈奴西迁的同时，楼烦故地的边境上却又出现了另一个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

楼烦故地的边境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

从大兴安岭鄂伦春嘎仙洞向我们走来的鲜卑族，原本是依附于匈奴的一个游牧部族。其中的拓跋部通过兼并整合，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了最为强大的一支，所以史称鲜卑拓跋，也有的干脆称之为拓跋氏。北匈奴西迁之后，鲜卑拓跋“乘虚而入”，进而又建立了以平城（今大同市）为首都的北魏政权。于是，后汉“自桓灵献之世，边郡为鲜卑所钞，无有宁岁。”“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年），鲜卑轲比能诱保塞大人步根使叛并州，自将万骑迎之于陉北，遣其子率兵与并州刺史毕轨将苏尚董弼会战楼烦，尚等败死。”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年），代拓跋猗卢取陉北地。初，并州刺史刘琨与猗卢相结，托为外援，表为代公，猗卢乃从琨求。勾注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以其地予之。（《宁武府志》）

并州刺史毕轨将苏尚董弼会战楼烦

可能是我们忻州人引以为荣的金元文学泰斗元好问就是拓跋氏后裔的缘故，长久以来笔者对鲜卑拓跋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后来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才知正是鲜卑拓跋，开凿了光耀千古的云岗石窟；也正是在鲜卑拓跋的杰出代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在五台山建造了佛光寺、清凉寺、显通寺等一大批寺庙，为五台山最终成为佛教圣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使我们对鲜卑拓跋在亲切之外又多了几分感佩。再往后，又得知为最终入主中原，孝文帝还以常人少有的气魄和胆略，走了一条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看起来相反、精神实质相同的改革之路，那就是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如下令鲜卑族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语；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自己首先带头娶汉族大姓女为后、妃，并给他的弟弟们也娶汉族大姓女为妻室，还把公主们嫁给汉族大姓；甚至连其姓氏也改“拓跋”为“元”，以及把丘奚氏改为奚氏，把步陆氏改为陆氏，等等，创造了灿烂的北魏气象、鲜卑文明，于是在亲切和感佩之外，让我们对这个民族又添几分崇敬。

光耀千古的云岗石窟

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在五台山建造了清凉寺

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在五台山建造了佛光寺

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在五台山建造了显通寺

与此相关，我们还想到，宁武与大同近在咫尺——较五台山还要便捷，且有独特的山水，不会不会引起尊崇佛教的鲜卑拓跋的注意，也肯定会留下其踪迹。仔细寻觅，果然，在宁化乡坝门口村东百余米一处石壁上，就有一处疑是北魏时期的五佛造像。造像坐西向东，五佛镶于一龛之中。龛高83厘米，宽86厘米，深33厘米。中间大佛高47厘米，跏趺坐；左右各一侍立菩萨，高43厘米；顶部各有一小佛跏趺坐，高20厘米；须弥座下部还雕有双狮守护图。经专家鉴定，整个雕刻为北魏风格，很可能与云岗石窟雕于同一时代。

坝门口村东百余米一处石壁上

无独有偶，位于石家庄西北二公里处洞儿洼石壁上的青龙山天花洞，人们也疑为北魏时开凿。其洞址选在地形险峻难以攀登的半山崖处，坐北向南，藏风聚气，负阴抱阳，温暖而又清静。洞前设有月台，长4米，宽1.5米，洞前有台阶五级，高1.35米。洞口用方石砌成，宽1.2米，高2米，上方凿书“青龙山天花洞”六个大字。洞总高3.6米，底部呈长方形，南北长3.1米，东西宽3.06米，高出地面78厘米处有石料围洞三壁。洞内设有佛像基座，石条宽1.4米，上置泥塑菩萨九尊，呈莲花瓣形。洞顶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八角形，每边长1.2米，厚22厘米，每角上端设有石雕仿木结构，半拱呈五铺作，高42厘米，两头和昂嘴部雕有人面兽，斗拱旁雕有花鸟人物图案八幅。第二层至第四层为圆形，其中第二层雕有石佛17尊，第三层雕有石佛18尊，佛高25厘米。佛后有梅花形和椭圆形背光。二、三层两边及第四层雕有花卉日月图10幅。第五层为洞顶，呈圆凹形，深10厘米，直径50厘米，壁上刻有八卦图案。中部下垂一石柱，设有挂灯铁环。洞内另存两端上卷的长方形石案一条，长80厘米，宽40厘米，厚28厘米。洞内还存有清道光二十年（公元年）重修天花洞残碑一通。整个石洞雕工精细，艺术价值颇高。只是规模不大，难以与云岗石窟相比，似乎不值得考古专家做什么文章。但它却是鲜卑拓跋当年在此传播佛教的一个证明。而且，从此后唐、宋两代宁武境内佛教空前兴盛的情况看，其基础正是奠定于北魏时期。

青龙山天花洞外观

青龙山天花洞菩萨九尊

第五层为洞顶，呈圆凹形壁上刻有八卦图案

此外《宁武府志》还记载：“北魏高宗和平六年（公元年）春二月行幸楼烦宫。”“显祖皇兴元年（公元年）八月幸武州山。”“高祖延兴元年（公元年）五月幸武州山。”“太和元年（公元年）四月幸崞山，（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州山。”这里屡屡担到的武州山，并非与宁武楼烦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疑武州山即芦芽山。”笔者查阅《汉书》之《高宗纪》、《显祖纪》和《高祖纪》，也均有相同记载，只是时间上稍有出入——“高祖延兴元年”应为“延兴五年”，因为“延兴元年”高祖孝文帝刚刚登基，年仅五岁，怎么可能外出“巡幸”呢？显然是《府志》的编撰者给弄错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宗（即文成帝）、显祖（即献文帝）和高祖这三代北魏皇帝都曾巡幸宁武一带。这三代北魏皇帝为何都把宁武一带作为巡幸之地，且如此密集？是不是宁武的奇山异水吸引了他们？考虑到当时交通的不便，如果没有值得“到此一游”的景观，三位皇帝又何必长途跋涉，经受无谓的劳顿之苦？对这几次巡幸，史藉中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倒是有一个以孝文帝为主角的民间故事在宁武广为流传。

北魏皇帝都曾巡幸

同北匈奴西迁之后鲜卑拓跋“乘虚而入”一样，就在鲜卑拓跋建都平城的同时，另一原本附属于拓跋部的游牧部落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随即进居阴山一带，五世纪初又迁居漠北，合并邻近各部，组成联盟，创立军事编制，并于公元年建年号为永康。当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柔然的势力便乘机扩张到了楼烦一带。面对柔然咄咄逼人的气势，懦弱的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只好效仿“昭君和亲”，于其称帝的第二年即东魏天平二年（公元年），将兰陵公主许与柔然的阿那环。翌年四月，阿那环遣使迎公主于新城之南。六月，时任相国、实际掌控东魏大权、后来被尊为北齐高祖神武皇帝的高欢亲自送兰陵公主于楼烦之北，且隆重接待柔然使者，博得阿那环欢心。虽然，“兰陵和亲”很难与“昭君和亲”相比，但“自此，东魏边境无事。”（《宁武府志》）东魏统治者用女人换取一时的苟安虽然不值得称道，但宁武的百姓倒也因此少受些战乱之苦。

昭君和亲

从公元年汉献帝为曹丕所废、东汉灭亡开始，中国经历了长达年的“乱世”，也就是史家所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前所述，地处大漠与中原交界处的宁武一带，由于统治者的不断更换，隶属也屡屡变更，时而归北秀容地，时而属北灵州地，时而又为库莫奚人所居。直到公元年隋文帝杨坚灭周建国，才使三国以来连续三百多年的战火得以熄灭，再次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宁武一带也才相对固定下来——属楼烦郡静乐县。

隋文帝杨坚灭周建国

隋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也是一个较为杰出的政治家。正如史家所言，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代以后各代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历朝所遵循。秦、隋两代虽然存在时间都不长，但对推进封建社会的进程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隋文帝杨坚，仅仅8个字的国策，开创封建历史上百姓最富足的盛世

随着隋炀帝的人去政亡，汾阳宫也毁了——毁于刘武周之手。大业十三年（公元年），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聚众起义，杀死太守王仁恭，依附突厥，进而攻占楼烦郡，进驻汾阳宫，将宫女三千献给突厥始毕可汗，换得一万匹战马，随后就自称皇帝，在天池登基，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天兴”。虽然“天兴”并没有得到“天佑”，刘武周王朝短暂得像一颗滑过夜空的流星，很快就殒落了，但就宁武历史而言，也还是值得记载的一笔。

隋末著名军阀刘武周李世民打败的第二支精锐骑兵

其间，已有相当势力且已杀到长安的李渊并未像刘武周那样急着称帝，而是立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杨侑为帝，就是隋恭帝，并尊隋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认为时机已到，才于同年（大业十四年）五月登上大唐皇帝的宝座。为实现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称帝后的李渊采取了东联李密、北和突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的策略，于是，已经攻取太原、晋州、浍州，且有宋金刚的农民起义军前来投奔的刘武周，便成为刚刚建立的李唐王朝的首要打击对象。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年），刘武周兵败北逃，溃逃前一把火烧毁了汾阳宫。富丽堂皇的宫殿，顷刻化为一堆灰烬，遍地瓦砾。——它与中国的许多建筑一样，缘起于非理性之手，又毁灭于非理性之手刘武周败逃后，楼烦一带便被划入唐朝版图。我们主观猜想，曾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从太原发迹的李渊和他的几个儿子，对楼烦一带的山川风物应该是熟悉的，对隋炀帝在宁武建造汾阳宫的来龙去脉亦应耳有所闻。但李渊父子却没有步隋炀帝的后尘，将山水秀丽的天池、汾源当作游乐的场所，而是利用这里优越的水草资源饲养起战马来。

李渊攻取太原、晋州、浍州

刘武周兵败北逃，溃逃前一把火烧毁了汾阳宫

楼烦一带饲养战马古已有之。《战国策》载：“苏秦曰：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对苏秦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读史方契纪要》是这样解释的：“貉族人居古来的燕地，胡人和古代州居于赵国所辖。今山西太原府岢岚州以北，是古时候林胡楼烦人居住的地方。以上胡、貉、代三处皆产良马。”这一情况，李渊及其子孙也肯定熟知。所以，他们不但选择这里为饲养战马的基地，还设立了专门机构——牧监；而且不止一处，在今宁武辖区内就一下子集中设立了天池、元池、楼烦三处牧监，占全国各地的牧监总数的四十八分之三。一度时期，天池、元池、楼烦饲养的马匹多达七十余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甚是壮观。其中楼烦牧监又最为著名，以致有“楼烦牧政甲天下”之美誉。

或许正是由于饲养了那么多的战马，所以前后延续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其强盛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王朝。“牧政甲天下”的楼烦一带，畜牧业也出现蓬勃发展的鼎盛局面，且一直延续百多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正是缘于这一背景，李克用于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年）占领楼烦后，曾上表逼迫李唐王朝置宪州，统领楼烦、天池、元池等三县。因当地人口不多，唐王朝只批准设立天池、元池为下等县。但这也足以说明，当时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安史之乱之后农民起义军越平越多，连年干旱，外忧内患，中央力量越来越弱，各路军阀割据土地，开始了藩镇割据，大唐被四分五裂。最后朱温灭了唐哀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直至唐朝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局面才算终结。

朱温灭了唐哀帝

五代十国同战国争雄、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情况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分裂。其间，楼烦一带先后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所建立的后唐、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瑭所建立的后晋、刘知远所建立的后汉、郭威所建立的后周所占据。这四个朝代，存在时间最长的14年，最短的仅4年，累计相加也不过38年，说明民心思安定，民心思统一，分裂总是不得人心的。

再次统一全国的赵宋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疆域要比唐朝小得多。就宁武而言，宋、辽对峙期间，境内的分水岭竟然成了宋、辽两国的边界，天池也竟然被划入辽国的疆域！这一来，管涔山便再次被推向战争前沿，其军事功能和战略地位也进一步强化，政治军事中心也随之南移到了汾水之滨的宁化。　

五代十国同战国争雄版图

宁化位于宁武县化北屯乡（原属宁化乡，撤乡并镇时宁化乡与化北屯乡合并），距县城五十多公里，自古就是晋西北重要的军事要塞，古称阖峪口，与九牛口（古宁武军口，即阳方口）互为犄角之势，向有“南守阖峪，北控九牛”之说。其周围的村庄，亦多用关、堡、营、寨、屯等军队驻扎地命名，如蒯屯关、新堡、旧堡、头马营、二马营、三马营、山寨、大寨、北屯、化北屯等，表明这一带在历史上曾设关、筑堡、立寨、建营（军马营）、屯垦，驻扎过相当数量的军队。因此，隋代之前这里就已经有城池存在。隋炀帝建造汾阳宫时，又将城的周长拓展到了六里四十一步。到得宋代，根据边防建设的需要，先是设宁化县，并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年）对宁化城再次进行扩建。嘉佑六年（公元年），因西夏人不断侵扰隘口，朝廷又在此设立宁化军（设兵戍守之地，唐时设置“军”、“守捉”、“镇”、“戍”，大的称“军”，小的称“守捉”、“镇”、“戍”），为河东路八军之一，领宁化县。到得金朝，宁化县又于大定二十二年（公元年）升为宁化州。一时间，宁化的地位变得十分显赫。

宁化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金之后的元、清两朝，宁化一带不再是边防前线，而明朝时则将防线北移，宁化的政治军事功能便有所减弱，但其战略地位依然受到朝廷的重视。元至元二年（公元年），宁化军并入岚州，改为巡检司。明洪武二年（公元年），都指挥常守道驻军于此，在隋代汾阳宫旧城东侧改建新城，周二里一百九十六步（经文物考古测量，实际周长为2.5公里，城垣残高为3至6米，底宽为3米），开南、北、西三座城门。改建时用明砖包砌了内城隋代的旧砖，因此宁化内城至今保留着两层城砖。洪武五年（公元年），延安侯唐胜宗率千户唐成驻军于此，剿灭元代残将“四大王”余部。洪武十一年（公元年），设宁化守御千户所，管辖范围东西长一百里，南北宽六十里。明嘉靖十六年（公元年）又对新城进行重修，城墙加高到三丈六尺。城内有千户所官衙（医院所占），关北有门楼，南有关门，西门原有十八登科坊（已毁），为进士潘文、潘高的寓所。当时，宁化城中的驻军多达名，军火器总数多达件。直到清代，这里还驻有旗兵名。

宁化古城东依大山，西临汾河，自南向北，两面群山连绵，隘口夹在东西两山间。城墙与汾河相距不足10米，从古至今从汾河西岸到宁化城之间以索道相通。村庄四周，至今保留着城池的清晰轮廓。长满蒿草的城墙虽已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古城的规制；建于不同年代的旧式房舍分列街道两侧，默默地展现着时代的变迁；烧制于不同时期、不同规格、不同形状、不同土质、不同工艺的古砖旧瓦随处可见，若隐若现地透露着历史的沧桑和厚重。古城内尚存的古迹，有城门、南北瓮城、大段城墙墙体、明代千户所官衙、三孔宋窑、官道、教场、关帝庙、隋汾阳宫遗址，以及宋代寺院铺地方砖、宋代火葬罐、明代皇家石棺墓葬，还发现明代一窑已经烧好但未出窑的城砖。——整个古城简直就是一座琳琅满目的历史博物馆。而且，时至今日我们还远未窥得其全貌，还有许多历史的细节有待挖掘。

关帝庙

明代千户所官衙

宁化古城东依大山，西临汾河，自南向北，两面群山连绵，隘口夹在东西两山间　

城内尚存的古迹，大段城墙墙体

城内尚存的古迹，南北瓮城、

城内尚存的古迹，有城门

朱明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元朝的灭亡，但元朝的灭亡不等于蒙古族的灭亡。退往漠北的蒙古贵族，虽然由于内部纷争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却依然具有一定实力，并不时侵扰明帝国的边境。于是，为防御蒙古贵族南下，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全国“九边”，山西有其二——大同以北的万里长城为大边，大同、太原之间以偏关、宁武、雁门三关为主要隘口的“二边”，其实就是两道防线。这一来，地处三关中路的宁武就再次被推上时代的舞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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