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曾指出“丛谈”的基本性质是“征材之所余”，可见这类门目在方志整体的文献编次与归类中，实际上发挥着很特殊的功能和意义，用以汇合与保存方志家对各类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筛汰裁剪之后的那些“剩余材料”。由此来看，“杂记”的设置，一方面能够保障方志体例的整严，同时又能确保各种琐碎的地方史料能得到保存。

《周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类聚”是古人很重要的编纂方法之一。中国古代史学从产生之初，就是以“区分类聚”作为重要的编纂思维，而方志编纂，同样是以文献搜集与整理、分类作为首要工作。

古代方志，往往分为众多门类，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就将内容分为１２个大类，并于各大类下又细分若干子目，如“疆域志”包括沿革、星野、形胜、都里、市巷；“山川志”包括山、水、名迹；“建置志”则包括城隍、廨署、井泉、桥梁等。

然而，方志家在对地方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有些材料难以归类，于是需要另立一个门类，来汇归这些“无类可附”的内容，那就是“杂记”。如民国《临晋县志·杂记》小序说：“人非一途，事非一致，无类可入，而又不可没者，则归诸‘杂记’，此编书之体例也。”

康熙《建宁府志》云：“篇末曰‘杂志’，归余于终之义也。”这样的“归余”意识，反映古代方志家不轻易割弃那些“无类可附”的剩余材料，而将之保存于卷末的一种“慎余”的文献学态度。那么，将“无所系属”的材料“归余于终”，对于方志编纂而言，有什么具体意义呢？

首先，将琐杂错出的材料从正志中抽离出来并另外归置，有利于维护正志本身整体的体例。如乾隆《潜山县志·凡例》云：“体不可紊，而事不可缺也，故综之以‘杂类’终焉。”光绪《东平州志·杂缀录》小序说：“别之为杂，正地志谨严之义尔。”

可见，志体之“谨严”与“不可紊”，实为方志家立“杂记”的一个主要目的。此外，明代田汝成作《西湖游览志》，又编《西湖游览志余》，《四库总目提要》曾指出其另编《志余》一书的意义：“盖有此余文，以消纳其冗碎，而后本书不病于芜杂，此其义例之善也。”

从具体的修志实践来看，当方志中有些类型的材料过于稀少，不足以单独立为一门，更不宜强附入他类时，归入“杂记”即为适当的方式，如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凡例》说：“物产无多，故入‘杂志’。”

乾隆《颍上县志·例言》说：“寓贤及仙释、方伎，颍邑所见绝少，故不立门类，间有一二事可采者，附入‘摭遗’。”可见“杂记”能够容纳那些只有寥寥数则，难以专立一门的材料类型，从而避免了正志门目过于细碎的问题。

其次，则是通过将“次要”文献“贬入杂记”，来维护儒家正统史学的意识形态，借以表达方志编修者的学术立场与文献价值判断。如嘉靖《武康县志·杂传》小序说：“天下之事，行有纯、杂。杂也者，纯之别也。夫道，一而已矣，一则正，正则纯，于是有非道之正者，斯谓之杂矣。”

在这里，方志学家利用“纯”“杂”对举的方式来解释“杂”之义，并将“纯”归为“正”，“杂”遂为“非道之正者”，“杂传”于是成了方志学家辨别“正”“邪”的价值判断的产物。李义壮《三水县志序》也说：“君子之志于道也，不可不察夫邪、正之辨也，故次之以‘外志’。外也者，外之也。”

可见，方志家立“外志”一门的用意，也是要将他们价值观念中“非道之正”的文献内容排斥出去。具体的判断标准，包括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是出于政治教化的实用价值观念，而将缺乏政教功能的次要内容排除在外。

如康熙《陕西通志》说：“有益于政治者，详于正文。‘杂记’者，明堂之散才，大海之余波也。”即是以“杂记”来记载那些无益于政治的、对于地方治理来说缺乏实用性的边缘事物。又，乾隆《化州志》说：“古迹、丘墓，名不列于山川，义无关于田赋，不得不以事概之。”

由于古迹、丘墓这类地理空间缺乏实用性，该志遂将之归入“纪事”门。第二，是基于史学实录精神，将那些可疑性材料区别于正志之外。如康熙《增城县志·外志》小序说：“史志实事，一切虚渺不经者，悉外之。”因此许多出于稗官小说的名人轶事、神怪异闻等记载，都往往被归入“杂记”。

第三，是基于儒学本位的立场，将“异端邪说”色彩的内容区别出去。古代方志一般都立有“寺观”“仙释”一类门目，然而站在儒家立场，修志者对佛教、道教内容多持贬斥态度，如康熙《郴州总志·凡例》云：“九仙二佛，盛传郴土，与祥异、兵燹、寺观，俱不敢列正卷，以妖不胜德，乱不胜治，二氏何敢敌吾儒？故以‘志余’目之。”

贬黜二氏之意甚重，遂将“仙释”“寺观”都归入“志余”。另外，方志也多有“方技”门，记载医卜术数一类人物事迹，他们同样不以儒学之教为业，而主要从事占卜、行医等专门技术，因此同样多为儒者所轻。

如道光《东阿县志·杂记》小序说：“二氏之学，百工之事，儒者所不乐道。……他志多以仙释、方技列于人物，而‘丛谈’别为一门，试思仙释、方技果足当邑之人物乎？邑之人物，必以仙释、方技为重乎？怪者，圣人所不语也，仙释、方技，非圣人之道也，故统归之‘杂记’。”

可见“杂记”设立，有时也表达了方志学家对于儒学以外的“异端之学”的贬黜态度。第四，是从华夏文化中心立场，将不习于中原“文明声教”的少数民族等所谓“蛮夷”内容排斥到“杂记”中。如万历《漳州府志·杂志》小序说：“杂居徭人，异类之族也。”

因而将“徭人”之目归入“杂志”。康熙《增城县志》亦将“狪猺”归入“外志”，并指出：“彼徭獠之不知王法，与残民者之茂乱王章，孰非自外于天地哉？故外之。”由此来看，古代修志者立“杂记”以“归余于终”时，他们所谓“无类可附”“不应阑入他类”等说法的背后，有时并不只是单纯客观地依据文献性质来进行分类，而是存在着强烈的价值取向，意在将那些被贬斥的内容区别于“正志”之外。

因此，我们考察古代方志立“杂记”的观念与做法时，不能忽视其中的传统意识形态因素，在借鉴之余也要有所警惕，将那些带有旧时代思想印记的观念和做法剔除出去，去芜存菁。

方志“杂记”中的材料虽然是次要的、不合于正志之体的“征材之所余”，但它们依然具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关于“杂记”的价值，过去的学者在倡议新编方志应保留“杂记”一目时，已多有论及，如梁滨久认为方志设立“丛谈”可以“扩大志书内容含量，补充各部分记事之不足，起印证史实，深化内容的作用；可备谈资、增雅趣、长见识、益心身”，也能“增强地方志书的趣味性”。

宋世瑞则认为新修方志保留“丛谈”之目将有助于在方志中保存笔记小说文献，并“拓展了区域性的精神空间”“为方志这种史之别裁增添了更多文学意味”，且为后世保存口述文学研究的文献。任根珠亦认为“杂记”篇若在新方志编修中加以合理应用，则“志书的资料性、可读性、趣味性定会得到明显提升”。

这些说法已将“杂记”的主要价值概括清楚了，而笔者这里将结合古代方志家本身的论述，将“杂记”的价值分为史学的、文学的与地域文化的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史的梳理。首先是史学方面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方志一般被归入“史”的范畴，因此“杂记”作为方志中的一个门类，其首要价值自然也是在于史学，具体而言，就是要“补正史”“资考证”。如光绪《怀仁县新志》说：“杂志之设，所以拾遗补漏。……盖一邑之中，逸闻琐事、巷语街谈，虽近小说家言，亦足以备考镜、资谈故。”

虽然方志“杂记”中载录的许多都是地方上的街谈巷议、奇闻异事，但从古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材料就未必都是虚构不可信的，反而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视角的叙事，补充人们对于地方历史的理解。

至于那些看似荒诞不稽的故事，古人也并不废弃，如嘉庆《武义县志·杂记》小序说：“古人正史之外，有外纪、外传、杂录、杂记，其中虽多抵牾或诞谩无稽，然亦存而不废，所以广见闻也。”因此，面对真实性存在疑问的、难以征信的材料，“过而存之”“存而不废”才是较为妥当的态度，这样才能留待后人去进一步考订。

即使无法确认记载的真实与否，保留一个古人留下的叙事，无论如何也有增广见闻的意义。此外，许多神怪传说当中还寄寓了道德劝惩之意，史学可信度不高却有深刻的教化功能，如光宣《宜荆续志·杂志·纪异》小序就说：“神降于莘，石言于晋，于传有之，非以语怪，振聩发聋，使人猛省耳。”

又如道光《瑞金县志·杂志·记闻》的小序，亦明确不以可信度作为标准，而更重视这些故事“正俗”的作用：“虽偶有异诞而不背于经，庶足以信后，而为正俗之一助，用昭敬惧之意云尔。”

因此，方志“杂记”中的地方轶事异闻，不但能够拾遗补阙、增广见闻，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还是充满乡土气息的道德故事，因为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息息相关，而能达到更好的教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