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2孩政策遇冷后生育政策如何调剂

导读

2014年12月19日、20日，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预会学者阵容奢华——海内

2014年12月19日、20日，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预会学者阵容奢华——海内外50余位人口学者到会，其中包括多位人口学界的领军人物。　　人口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多个问题，包括人口研究历程的回顾、生育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单独2孩政策实行后的思考、人口与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人口老龄化等。

其中讨论和争辩的焦点聚于一个核心问题：在加速老龄化叠加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下，生育政策下一步如何调剂才能更有利于国家和个人利益。　　虽然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全一致，各位学者在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水平、全国独生子女准确数量、全面放开二孩后引发出身堆积的具体数量上尚有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已构成重要的共鸣。　　共鸣包括了中国人口已进入生育率长时间走低和老龄化加速的人口新常态，生育政策必须应时而动，做出迅速及符合实际的调剂；生育政策调剂宜早不宜迟，越迟将会付出更高的本钱；全面放开2孩并不会引发此前耽忧的巨大出身堆积，每一年新增加的出身人数将会大大低于此前预期。　　单独二孩遇冷是一剂清醒剂　　黄文政：单独2孩申请的数量在延续下落。现在从最开始的每天接近4000例下降到大概每天2400例了。之前有一种说法是到了第二年人数会增加，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有省分都满一年以后，我们大概估算一下总申请数不到90万。实际出身的人数会远远低于这些，由于有些人会由于各种情况最后没有生。　　这样我们根据全国的情况作了估测，第一年新增加的出身人数就是60万左右，明年可能会低于50万，所以第二年、第三年会反弹这个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马小红：从北京的个案看，申请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原来的预增量是5.3万，现在看来可能只有3.3万。到9月底，北京申请2孩的2.8万对，占单独1孩家庭的6.3。这类遇冷不是北京的特殊现象，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类现象是育龄大众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应，这1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而是具有深入的经济社会发展缘由。即便尔后两三年出现生育堆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释放终了。北京已与发达国家趋同，生育率会长时间低于超低生育水平(编者注：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并难以回升，出现低生育率圈套现象。　　顾宝昌：单独2孩政策启动以后，大家知道到现在申报的很少，几近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当时启动的时候是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但是没想到各地的反应很小。这次单独2孩政策遇冷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可以说是一剂清醒剂。　　当我们忧心忡忡地怕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忧愁。最明显的表现是生育面的极端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现实表明低生育率下大众的生育意愿确切是低。这让很多人开始警省，究竟产生了甚么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思想正在产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它会进一步发酵。　　陈永华：单独二孩遇冷是一个现实，其实不是遇冷而是必定，不是意料之外，而是情理之中。由于现在整体的生育率已非常低，大众的生育意愿也非常低了。整体来讲，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做一个反思，有八个字：谨慎有余、行动不足。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可以看到，联合国包括各方人口机构的预测，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这可能不是一个预测的白癜风最好医院误差，也不是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认识落后于时期，我们总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变迁、生育率的下落速度视而不见。　　生育政策下一步：　　尽快推行全面　　放开2孩？　　李树茁：为积极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巨大挑战，我认为应尽快推行全面放开2孩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2孩的时机宜早不宜晚，建议在“10三五”早期起实行。　　鉴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出身人口高峰问题，可斟酌采取分年龄或分区域逐渐放开的措施，以避免生育高峰过于集中。　　乔晓春：考虑到目前提交申请2孩的人比较少，我们应当加快放开全面2孩的时间，不能太迟。最晚在2015年的下半年，不能等到了人都不想生了才放开，从长远看这将是一个悲剧。　　陈永华：生育政策调剂的步伐，我们可能要加快了。基于现实的可能，决策者可接受的程度，生育政策的调剂应当走分步调剂的方案，但是这类方案可能不是最优的，但一定是决策者所能接受的。我的观点是从计划生育到家庭计划过渡，单独二孩期是两年寿命，到2016年到2019年可能就是全面二孩期。　　出身堆积并不大也其实不可怕　　王广州：如果全面放开2孩，我测算的结果是每一年出身总人口差不多在2100万左右。超过2800万的可能性很小，由于现在单独2孩政策实行后有一些生育意愿已释放出来了。　　翟振武：全面放开2孩到底会有多大的累计出身数目，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是到底在甚么时间点放开，不同的时间点数目会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生育率，就是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口会生育。　　如果你依照60或50或40来计算，差距就会非常大。我之前测算的是在2011年放开2孩，依照60的生育率，可能累计出身数目会有八九千万左右。但是如果依照30计算，就只有三四千万了。固然我也是赞同全面放开2孩的，只是时间点选在什么时候适合，需要斟酌。　　乔晓春：我不认同翟老师测算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影响着对全面2孩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学后果的判断，乃至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他的计算基数太高，并且生育率算成70，比实际高太多了。　　根据我的计算，单独2孩以后再放开全面2孩，新增出身人口总量不会超过每一年2000万，峰值年份出身人口总量不会超过2200万，峰值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2.　　梁中堂：翟教授的测算非常不准确。他使用的基本数据是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所谓“独生子女数”和国家卫计委下属人发中心的“单独2孩”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社会现实中没有“人口堆积”的道理，这是我1985年在翼城县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二胎生育试点中弄明白的。　　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许“双独户”生二孩，也曾预计会有“生育堆积”带来的生育高峰，结果并没有产生。老百姓早都已不愿意生孩子了，有些人却还是在那里畏惧出现生育高峰，以为我国还有高生育的时期，那就等着吧。　　黄文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每一年出身人口也不会超过2400万的，有可能2200万都不到。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出身人口增加是对社会的一个福祉。　　事实上，从学生人数来讲，不仅是农村在减少，城市也在减少。从1978年到去年，北京的小学学生人数每一年都在减少，所以我觉得用这个生育堆积，作为不放开生育限制的理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彭希哲：政策调剂本来的意图就是希望出身人口多一些嘛。如果有一点出身堆积，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出身堆积是正常的。需要解决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调剂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均衡，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实际上，政策调剂越往后面推，政策的本钱越高，政策越复杂，本钱越高。　　陈友华：生育政策调剂中出现的出身堆积，应被视作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回潮总比没有回潮好，虽然不能改变退潮的大局，但是它可以延缓退潮的速度。所以出身堆积，我们想说的是，日本战后出现补偿性生育，构成了团块人口效应，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创造了人口条件。　　对中国来讲，调剂生育政策后出现的出身堆积也可能为中国下一波经济增长创造了人口条件。　　今非昔比，中国支持出身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支持能力远非20世纪60~80年代可比。但为何我们总是怀疑中国本身的支持能力？　　郭志刚：之前一直认为放松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必定上升，这是一个弹簧理论。认为我们的生育率下降是政策压的。政策放松了，生育率就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它真的是一个弹簧吗？政策放松后还能返回去吗？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认识和顺应人口格局新常态　　顾宝昌：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主动掌控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想这个也适用于我们人口研究。概括来讲，目前中国人口的新常态有四个特点，1是生育率长时间走低，2是老龄化日益严重，3是城市化不断上升，4是流动性趋于频繁。在这个新常态之下，我们人口学者必须用全新的思路来展开全新的人口研究。　　现在人口生育负增长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困难。1980年9月中央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到三十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和缓，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口情势产生了重大转变，1孩政策早就应当终结了。1孩政策，应当说是一个应急政策，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虽然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实际上已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如果这样的低生育率不改变，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一半人口在45岁以上，年轻劳动力将持久性治疗白癜风的特效药大幅下落一半多，只有1孩的60岁老年夫妇将超过50。　　汶川地震已惨重地表明了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出身性别比失调最严重也最久的国家。这些都将在不远的未来给我们带来严峻的挑战。　　王丰：在中国生育率的实际水平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上，官方和学界一直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根据不同数据做出的测算，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水平都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这样下去，中国在20年内会从五个劳动年龄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下降到两个养一个，在金砖国家中最低。人口负增长惯性会在长时间显著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人口的研究，如何能够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的学术支持，我们人口学者负有和使命。　　郭志刚：中国人口发展的情势到底是处在一个甚么情况，这个是政府决策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判断标准。比如说现在我们调剂生育政策，应该是慎重积极还是积极慎重呢？哪一个排在前面会致使不同的做法。　　我们要认真对待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时期，这是新常态。这致使我们判断很多问题的价值立场、视角原则都变了。之前是担心生育率的反弹，特别怕政策调剂后会产生大的出身堆积，实际上大家都看到结果了，都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根本没来。但是同时老龄化却在加速，这个加速其实是比我们想的要早，比我们的预期要快。　　另外一个问题，少出身人口数是成绩还是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议的。是否是出身数减少得越多，计划程度越大，就越成功呢？如果考虑到我们进入低生育率这么长的时期了，那少生数就不是成绩，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提出稳定适度低生育率，那末到底什么样的生育率水平是适度呢？人口需要长时间均衡发展，到底怎样才算是均衡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讨论。　　陈友华：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活动层次化、性别失衡等一系列人口问题困扰的新常态。中国社会变化之快是超乎想象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中国人生育的问题认识，还停留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呆板印象之上，对今天的急剧变化的社会变迁，我们总是认识不足，我们总是怀疑。　　梁中堂：毛泽东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话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对生育政策调剂的研究，其实需要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真实最简单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实生育很简单，就是一个老百姓的权利。　　我们应当本着对历史负、对人民负的态度，认真思考和研究计划生育史，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信息，来指点我们将来的生育政策决策和人口学研究。